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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名人”应成为广州城市形象品牌——兼议标志性历史人物对广州学研究与利用的重要作用

信息时报 | 丘树宏 | 2021-02-16 16:53:27

“城市学(urbanology)”,是以城市总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各种宏观的、综合的战略问题的学科。

以上这个定义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同时认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学的研究核心也应该是人。城市学说到底就是人学,而通过研究城市的标志性人物,则可以找到一条研究这个城市的有效捷径,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广州学,也应该同样如此。

2017年5月,南粤先贤馆正式落成,首批进馆历史人物56人,其中不少是与广州联系紧密的人物,而在第一个人物赵佗和最后一个人物孙中山中间,还有一个惠能,这三大名人与广州的关系更加特殊而重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三大名人”及其人文精神内核。

第一个名人是赵佗。两千多年前,广州是赵佗称王之地。

赵佗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他是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其最重要的国家民族性贡献,是开发和保护中华国土;最重要的社会治理贡献是“和辑百越”;最重要的人文贡献是以中原文化开化南越、以海洋文化影响中原。

公元前214年,赵佗参与统一南越,并任龙川县县令;前206年,南海郡任嚣病逝,赵佗受托称王;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赵佗去世,享年约一百余岁,葬于番禺(今广州)。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4代南越王至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朝所灭。赵佗从前219年作为秦始皇攻打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去世。

在政治上,赵佗实行郡国并行制,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统治。

在军事上,赵佗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赵佗是中原先进耕作技术、打井灌溉技术和冶金、纺织技术的传播者、推广者。他和首批南迁的中原官民把中原耕牛犁田和使用铁制农具的技术传播到岭南,极大的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

在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他还出动官兵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赵佗在开发边疆、传播文明方面,是引导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和伟大政治家。

在文化上,首先是中原汉文字的使用,《粤记》说:“广东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发现不少汉字。百越是一个能歌善舞的部落,有越舞和汉式舞。还有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

在社会治理方面,赵佗非常重视“以诗书而化国俗”,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中原汉字,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蛮夷渐见礼化”。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赵佗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提倡中原人与岭南人通婚,尊重岭南人的风俗,促进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

岭南百越部落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与中原华夏部落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原人歧视越人的不同习俗,就容易挫伤岭南人民的感情。于是赵佗带头尊重和顺从岭南风俗习惯,例如他公开宣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老”,脱掉中原的官服,采用越人的服饰。 

从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说明,南越国是岭南文明的奠基时期,赵佗创建南越国使岭南社会经济实现飞跃式的跨越发展,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跨入封建社会的有序发展,为今后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佗从公元前219年作为秦始皇平定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公元前137年(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去世,一共参与治理岭南81年。其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要讲的名人是惠能。广州是惠能剃度受戒传授禅法开基之地。

惠能的重要贡献体现在: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山鼻祖,是禅宗六祖。

广州光孝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从昙摩耶舍在此建寺讲学以后,先后有许多名僧也来此传教。例如南北朝的梁时代,印度名僧智药禅师途经西藏来广州讲学,并带来一株菩提树,栽在该寺的祭坛上。唐仪凤元年(676年),高僧慧能曾在该寺的菩提树下受戒,开辟佛教南宗,称“禅宗六祖”,为该寺增添了不朽的光彩。公元749年,唐代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被飓风吹至海南岛,然后来广州,也在此住过一个春天。

乾封二年(667年)正月初八日,惠能到了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印宗正在讲涅槃经,惠能在座下参听。“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印宗非常欣奇,问起来,才知东山大法流传岭南的,就是这一位。于是非常庆幸,正月十五日普集四众,由印宗亲为惠能落发。二月初八日为惠能授具足戒。此时惠能30岁。惠能弘法伊始,便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为岭南佛教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在当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作为五祖衣钵传人的身份,更使他受到了广州方面的敬重。

接下来谈谈孙中山。广州是孙中山的革命圣地。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对于广州来说,孙中山的贡献可谓巨大。

1886年秋,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广州,进入博济医院学医,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至今,医院最显眼的位置还立着“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的纪念碑。  

孙中山学习西医,而民国时期盛行中医,孙中山“中西结合”创立“东西药局”。行医期间,孙中山渐渐感受到“医人”不如“医国”。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第二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部,旧址为现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大楼所在的“王氏书舍”。通过这一分部,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在广州策划了三次起义。虽然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然而以王氏书舍为要地的广州革命活动也有了据点,因而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清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牺牲,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潘达微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然而这一革命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为改变这种“名不副实”的局面,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立大元帅府,并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武装护法运动。虽然护法运动失败,1923年孙中山又在原处建立革命政权,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钟楼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定黄埔岛上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为校舍,“黄埔军校”由此创办。 

赵佗的时代是两千多年前的公元前,在他逝世一千多年后出现了六祖惠能,再一千多年后又出现了孙中山。在这三位名人生活的两千多年时空里,广州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人,可谓星空灿烂。但在笔者看来,赵佗、惠能、孙中山这三个人,构建起了广州人文历史的金三角,串起了广州城市精神的脉络。

不管是赵佗、惠能,还是孙中山,他们的人文特质都体现在“咸淡水文化”上,即:既有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又有异域的海洋文化,并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成一种新的文化。这正是广州文化的核心标志和灵魂所在。

最后,谈一谈如何创建广州“三大伟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 

“三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主要包括学术研究、社会运作和成果利用三个方面。 

首先,要在广州市层面申请“三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立项。 

其次,制订的实施专项方案,包括组织架构、规划方案、财政支持等等。 

包括学术研究和社会运作、成果利用三个方面。 

再次,规划实施广州三大伟人城市形象品牌“六个一系列工程”,即:编印出版一系列学术研究丛书;创作一系列文艺作品,包括主题歌曲、专题片、影视作品等;编印一系列教科书;设计制作一系列标志性纪念物;组织一系列主题活动和项目;制造一系列文创产品。

 一个城市的身躯是高楼大厦,产业经济是城市的血肉,而人物,尤其是标志性历史人物,则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拥有伟大的人物、拥有伟大的思想,尤其是通过这些伟大人物、伟大思想发生过伟大事件的城市,就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城市学。广州完全具备这些特质和条件。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些标志性历史人物的前后左右,还有一大批各类重要的历史人物,与这些人物共同的时空里,还站着这个城市的广大人民,我们在以标志性历史人物为经纬研究广州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各自的角色贡献,是他们构成了这些名人成长的人文水土和社会背景。这,才是完全意义的城市学。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城市学学术成果,则需要通过富有创意和卓有成效的利用和运作,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和城市精神、转化为产业经济硬实力和后人学习的标榜,进而成为城市强大的竞争力,这,才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城市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2017年10月29日一稿

2020年5月29日二稿

2021年1月14日三稿

文/丘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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