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作刀:孙伯翔书法品鉴

by 信息时报 | ​王世国 | 2018-12-07 20:27

如今已84岁高龄的孙伯翔,被誉为是当代北碑书法的领军人物,而且以擅书对联这样的榜书大字著称。“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这幅写于2013年他79岁时的五言联,可以说是他数十年学习书法的感悟。书法的万千变化和无穷的形象,都是起源于点与线。书家创作时展纸挥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孙过庭)而孙伯翔毕生孜孜以求的北魏书法,甚至是碑与帖,其关键要害就在于笔法的方与圆。他最终发现,方与圆不可割裂,要相辅相成,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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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翔楷书五言联


孙伯翔对北碑中的《始平公》用功最深,自称临写此帖用去的纸张可以装满一辆卡车。然而,在这副对联中,看不到《始平公》方刚雄强、刀锋毕露的审美风格,也没有他的老师王学仲要求“写成钢打的、铁铸的”那种面貌,而是悠然散漫、灵动自然的诗意书写。方与圆、轻与重、粗与细、疏与密、大与小、开与合,甚至楷与行,如此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艺术元素,都在这里随机生发,寻求着和谐统一。作品显示出步入晚年的孙伯翔,已不再追求过度的夸张变形、极端的扭曲造作,而是变得平淡质朴,随心所欲。

清代中期以后,碑学大兴,晚清康有为等更是尊碑抑帖,流风所至清末民初,李瑞清、曾熙,乃至当代胡小石等书家更是描摹刀刻锥凿的痕迹,甚至用颤抖来模仿碑石剥蚀的线条,以求得所谓的金石气。舍笔师刀的碑派书法,终因矫揉造作、匠气刻板而走向了穷途末路。孙伯翔也是碑派书家,但他并不排斥帖学,特别强调书法要“自然地书写”这一根本要义。我们看:

上联“万”字便是随手书写、墨气淋漓、线条厚重圆浑;“點”字的四点连带呼应,“線”字的“纟”旁笔势连绵,一笔写成;下联的书写更加流利,“無”字行笔中游丝牵连,上下气贯;“處”字开笔和最后数笔,将碑书的断绝变为行草的笔画的连带;“不”“方”二字一气呵成,“圆”字更是将“囗”的方折变成了快速的圆转。

不过他毕竟是碑书大家,书写性只是他对北碑楷书的一种改造,以及冲淡碑书僵硬做作之气的一种手段。他最终还是要在毛笔转折腾挪的书写中,将碑意刀味体现出来,并且尽量显得毫不经意。例如:对联中的“象”“線”字最后的撇捺,宽厚刚健;“皆”字的弯钩内圆外方;“點”字起笔雄奇角出;“圆”字造型则是圆中见方。不仅如此,几乎每一个字的横折笔画,他都能将方折圭角表现得曲尽其妙,各个不同。例如,“万”字折笔朴茂、“點”字折笔清爽、“不”字折笔凝重、“方”字折笔圆融、“圆”字折笔清丽。

北碑书法在结字上多有书家或刻工的变态夸张,对比强烈,全然不同于帖派书法的工整雅致。这也是孙伯翔书法的拿手好戏。对联中“万”上宽下窄,横画长挺浓厚;“象”上合下开,撇画宕逸清俊;“皆”字上大下小,笔画粗中有细;“處”字上窄下宽,行笔楷中有行。如果将上下对联合起来看:上联“万”以简笔浓重开端,下联以“圆”字繁笔轻松作结;而且上联与下联中左右相对的字,也注意变化和对比。

当然,作品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上联“万”与下联“无”字,并列时可见在笔画上有简繁疏密的对比,可惜两字字形总体偏小,导致对联整体上轻下重,有失平衡。还有的字如“無”“处”“圆”等,其中有的笔画在书写时侧锋轻掠,导致线条浅薄,没有质感。这正如他说的写碑书“但欲得方,必得厚方能称雄,形态易得,质感难求。”

此外,孙伯翔与大多碑派书家一样,最终会向往将刻板的碑书草化,以减少造作,强化书写性。为此,他在碑楷中夹杂行草笔法(如“處”“圆”),可惜并不成功。由此看来,他虽用功极深,但还是难以达到像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于右任等碑书大家的书史高度。


王世国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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